黑水城遗址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原是西夏重要的城镇，藏传佛教也曾在那里兴盛一时。1227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抄掠该镇，城镇被毁。这一事件遂成为断代的依据，黑水城所有绘画作品都产生在这一历史事件之前。

1908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蒙古四川探险队，在黑水城进行了大肆发掘，在城外的一座塔内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献，此次发掘甚至被称为找到了一个“完整的书库”，可见文物种类之多、数量之丰。这批文物被运到彼得堡，其中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唐卡作品，今天这批珍贵的唐卡被保存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黑水城被毁的时间确凿可考，这批唐卡的制作年代可以相对精确地考证为“1227年以前”西夏时代的时间段内。

绿度母

这是一件缂丝唐卡，是精工细制的上乘作品。形制十分独特，似将装裱边饰同时织进了画面，成为构图整体中的有机成分而浑然一体，上下的梯斗形边饰出现宝瓶生莲、莲中生伎乐天女的图案，条格状正面植物图案等形制正是13世纪流行的绘画风格。主尊像卫藏存世最早的那幅绿度母一样优美修长，但在着装上有明显的不同。这里的度母着短上装，在旁开叉边饰连珠，胸饰、颈饰大为减少，人物比例严格精准，腿腰间有坐禅助带，此助带多见于大成就者像中，出现在绿度母身上，仅此一例。此作品最有特色的是莲座花茎旁的供养菩萨和金刚持形象。菩萨变为舞蹈天女，蓝身护法亦呈舞态。天女动态造型尤为美丽，没有拉达克式的丰乳细腰、刺激感观的夸张特征和妖艳的波斯化特征，有着源自古希腊成于笈多以健康和谐为目标的审美追求，是藏族美术史中高品位的人体艺术作品。这幅作品以藏地艺术风格为主，也许是为合于西夏民俗而让渡母穿上衣服，也可能是汉族汉地文化对西夏的渗透。色调控制得极好，全部色彩统一于绿兰冷灰之下，区别于藏地的暖红色调（不排除有褪色的因素），与敦煌和安西清淡古雅的色彩偏爱相近。

空行母

这位女神被画的丰满健硕，身上缨络装饰细碎繁多空前绝后，用单纯白色连点成线、碎极而整如衣如裙，整体感很好。下排为供养天女，边饰大德、供养人和天女，自成小构图。有帷幕饰挂如舞台（与敦煌465窟相似），边画一竖格，为铭文条说明人物身份，藏地铭文条俱为横式便于书写横式藏文。竖条当是敦煌传统，为书写汉文或西夏文的竖写文字而设，也是西夏唐卡独有的特征。主尊火焰背光外有尸林修持的恐怖内容，足踩尸鬼，手持骷髅串金刚杵，持骷器、法链、冠饰、佛珠为鬼头等表现是空行母的标准形制。此画面中应当留意的是莲座旁各有两位供养高僧，面色一黑一黄，为印度僧人和当地僧人的形象（藏、蒙、汉、党项都有可能），供养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由此可见，有外域高僧译师驻栖于黑水城。画面中的两个人物明显不同于画面中的其它人物，他们特征具体，肖像化表现十分明显，一个老成持重目光和善儒雅，一个刚直坚定目光咄咄逼人，一文一武，个性的反差强烈鲜明。

药师佛像

这一作品当是黑水城唐卡中波罗式藏传佛教绘画风格表现的最显著的例子。所有细节都是遵循造像形制量度标准和造型特征的要求来绘制的，画师的作画态度十分虔诚。佛教精神虽已内化到画师个性当中，但画师的性格气质审美倾向等个体差异还是会在作画中表现出来，这一表现总会对度量规范有不同程度的偏离，这偏离是不自觉的，常会显露于造型、设色等各个方面。此图是这一点较为明显的例子，如侍立菩萨的脸，与卫藏所承袭的波罗样式的正统相比，目细长，颧骨高，腮方大，鼻头尖等特征很象西北人，也许正是西夏人的面目特征。

在不同民族的美术史中都发生着这样的史实，中原佛教美术的发展即是一例，佛变成了中原人特征，甚至观音连性别都变了。藏族画史同样是一系列这样的史实的延续。终有一天佛教人物逐渐会变种为本民族的体质特征。对外来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改变有时是主动和自觉的。这一倾向植根人类审美心理的深层，是绘画风格变化发展不易被察觉的最根本动力，也是艺术风格史的魅力所在。

在唐卡的左右下角我们又见到供养人极具鲜活个性的肖像，其中之一是黑帽系嘎玛嘎举派僧人的典型着装，是否就是格举初祖都松钦巴大弟子来西夏的藏所格西我们不得而知。此像仅有5公分高，在方寸之间的微小画面中所表现的人物肖像能直透灵魂。此画师有概括而精准地刻画人物性格的超凡能力，与扎塘壁画中的肖像水准接近，令人叹服。

公元13世纪以前，藏族绘画已取得了学习外域、发展自己又远播西夏蒙元的伟大成就，并为下一阶段藏族画史最为辉煌一页的到来做好了铺垫和准备。即将迎来公元14和15世纪200年杰作叠出、不断产生藏传佛教艺术最高典范的鼎盛时代。

（作者：于小冬）